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校长罗和安对大学生就业过程中遭遇的“中国式歧视”深感不安，提出了尽快出台反就业歧视法并增加反就业院校歧视法律条款的建议。就业歧视这一话题也持续在媒体发酵。

　　身为一位“非名牌”校长，罗和安对这种就业歧视深有感触，他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制度性院校歧视，在当前突出地表现为对非“211”、“985”工程毕业生的歧视。他调查发现：有的用人单位在招人时，硬性提出只招“211”、“985”工程高校毕业生，有的则在选拔聘用中予以优先，有的则在就业待遇方面予以优待。

　　“即便是毕业于重点大学的博士，在求职应聘中也会遭遇学历‘查三代’的尴尬。有的仅仅是由于本科没有就读‘211’、‘985’等名校，就被拒之门外。”另一位“非名牌”校长，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长华也痛批此现象，认为用人单位简单地把大学毕业生的能力与学历层次、毕业院校的录取批次挂钩，背后还是“一考定终身”的思想在作祟。

　　英雄不问出处，名牌院校的毕业生固然值得信赖，但用一些政策性的限制和措施来差别性地对待，逃避不了歧视之嫌，也相当短视——试看当前许多成功者。出身“寒门”的不乏其人，像马云，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在世俗眼光里，杭师大跟北大、清华比，我们有距离，但是正因为有距离，才给了我们机会。”马云的自省之道是对“非名牌”大学生的激励，但对选拔者来说，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抛弃掉老掉牙的“血统论”呢？

　　除了“非名牌不要”，另外一些就业歧视更让人担忧，解决起来也更棘手。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两会前给568名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呼吁关注乙肝歧视问题。他说，虽然国家禁止就业体检检查乙肝，但由于用人单位检查乙肝的违法成本低，就业体检检查乙肝行为并未得到遏止。另外，就业过程中对女性的歧视更为普遍，也更隐蔽。

　　这些就业过程中的“中国式歧视”，固然与用人单位目光短浅、选人机制简单粗暴有关，更重要的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救济渠道不通畅，促进劳动者公平就业的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也不强。面对用人自主权的“泛滥”，大学毕业生还不能依靠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维护自身权利。